译作的最高境界是信、达、雅，但这样的翻译总归难得一见。无论外文翻成中文，还是古文翻成白话文，看译作就如隔着层层面纱相亲，瞅个大概而已，所以看译著心态一定要好。

译作的高下往往从前三页就见出端倪，大致有三种情形：意思准确的不免繁复；追求文字顺畅的不能完全传达原著的意义；文不从字不顺谬误百出的。看到的若是前两种，就要感谢译者，毕竟翻译工作的艰辛是我们这些只懂些英语的皮毛，能阅读却不能理解的人所能体会到的。碰到第三种情况大概是要骂娘的，却也不得不佩服人家化神奇为腐朽的能耐。

我不是版本爱好者，但看译著难免在版本间使些挑剔的眼色。比如刚毕业时硬着头皮读《浮士德》，手上有郭沫若、杨武能和樊修章三个译本。对比着看，最喜欢的是樊译本，他的中文功底厚实，熟读古诗词，他的为人散淡，做学问不以功名金钱相衡，从他的译本里能读出纯粹的诗的韵美。后来因缘偶遇樊老，再后来，做了樊老的访谈。只是那时我还真正年轻，不过25岁的样子，读大部头的《浮士德》实在有些坐不住。

那些年逼着自己读译著，无从读起又不愿乱读一气，于是让单位里的副局长，当时还是宁夏文坛上很有潜力的青年才俊马宇桢给我拉书单，似乎石舒清也拉过书单，不但拉书单，还或借或送了一些。我照着书单买书借书读书，日子过得飞快。如今，偶尔翻翻书架最下层，都是那个时期做的活计。

其中一本《洛丽塔》，浙江文艺版，是冯亦代主编的“兔子译丛”丛书之一，这个版本的译者是彭小丰、孔小炯。《洛丽塔》的第一个中文版是1964年的台湾皇冠出版公司出版的赵尔心翻译的《罗丽泰》(台湾译名)。1989年，大陆的漓江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扎堆推出了不同译者的《洛丽塔》。2005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推出了主万翻译的号称“字数最多、没有任何删节”的“全译本”《洛丽塔》。“全译本” 35万字，比其他译本多几万甚至十几万字，主要是多在注释上。

当年，读《洛丽塔》是阅读译著时一场奇异的梦，因为此前，我从未意识到恋爱的伦理道德里还有这样的不可思议，但我隐隐感知，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些恋父情结。读完《洛丽塔》，我像是被人发现心底秘密似的心慌意乱，也许早熟的女孩子和需要成长一辈子、成熟即衰老的男人之间，是可能发生真正的爱情的，尽管这样的爱不符合大众的道德观，甚至违法，那这是否意味着每个老男人心中也都有一个洛丽塔呢？

《洛丽塔》的版权页上没有落款，弄不清是从谁家借的。倒是书页中夹着的改编自《洛丽塔》的电影VCD很让人难忘。之所以难忘，是因为《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样的片名实在是绝无仅有地贴切，可谓信、达、雅。当年在电脑市场无数影碟中翻到她时，老板告诉我：别看名字好听，可是正宗文艺片。在光盘市场，所谓文艺片、生活片，其实是A片、毛片的美好别称。我看了看介绍，改编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笑说要是忠实于原著，那倒要看看。

看完电影，意犹未尽地在网上查片名的出处。一说原是民间的流传，一说是出自苏轼之口。后一说当不得真，却有趣。说苏东坡得知友人张先在80岁上纳了个18岁的小妾，便调侃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梨花是白发夫君，海棠为红颜少妇。一个“压”字令人不禁莞尔。

若是《洛丽塔》再版，不妨向电影中文译名看齐吧。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曾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现为宁夏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小说、散文百余万字。小说集《苦土》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4年卷，并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首届宁夏青年文学艺术奖；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膺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集《开花的院子》入选“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另有短篇小说集《暗处的力量》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纳西古乐中有一首古曲，今人为她起了一个怪神的名字——让灵魂洗个澡。古曲或许真会令人如沐，但毕竟没有亲耳聆听，便总怀疑是今人的哗众取宠。倒是有两件事——置身渺无人烟的大自然，阅读亿万年的斗转星移；藏在尘世的角落，捧读心旷神怡的美文——能涤荡我的灵魂。读石舒清的小说，让我总有种错觉：那些跳跃的文字好像金汤瓶里流出的清水，我撩起水花，小净、大净……

从第一次读石舒清的小说起，我就一直希望结识这位赋予语言无限魅力的乡村教师。这个愿望持续了11年。其实，很早我就见过他随文章登在《朔方》上的一张照片——大概是在老家的地里，他半蹲着，身后是几间平房，那时的他看起来相当年轻，圆脸，清秀，书卷气。以后陆续也见过几祯他用在书勒或封面上的照片，人瘦了不少，头发却见长，总是一副“愤青”式的沧桑。

要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多少还有些偶然。那是今年年初，天还很冷，我在同事的办公室里忙乎着打文件，这时有个身穿黑色皮夹克、拎着个大包的男人在我对面的办公室前徘徊。对面是副局的办公室，人一早就开会去了。我紧剔地张望了几眼，个子不高，看样子是个书生，于是我打消了习惯性的多疑。刚掉过脸，他就来敲这边的门了，“请问马宇桢在不在？”“马局不在，您有事吗？”“没什么，我给他还书。”“哦，那就放我这边吧，我帮您给他。”他犹豫了一下，把沉沉的一包书拎进了门。“您是……？”“我是石舒清。”“噢，您就是石舒清！我知道您。”他憨憨地笑着，“是吗？”

直到有了这次采访，我才算真正认识了他。

当然能采访到他也不大容易，倒不是他恃才傲物，实在是内向而腼腆的他不爱张扬，不喜欢被媒体过多地关注。他曾说：我常想，怎么样才能退回到一个被别人忽略甚至弃置的地方，以退缩而得到别一种完整，在立锥之地求大。我知道他是想远离喧嚣，保持独立的思想。于主流文坛，他是淡泊的、被动的，他徘徊在主流与非主流的边缘，世俗社会将他拉进来，他却想超脱之外。我很幸运，因为家父与他的一段情谊，他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还一个劲地说，“张老师说话了，我一定得答应。”

他慷慨地匀给我半天的时间聊天。作家比我想像中健谈，没有文人的轻狂清高，更没有名人的虚伪做作。与他聊天，他总是认真地倾听，厚厚的镜片后一双深邃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你，你话音落时，他才会接过话题谈他的想法。人如其文。我却忍不住时常跑神：听他说创作六万字的《黄土魂》只用了4天的时间，十年前的石舒清伏案腾笔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夸他女儿接电话有礼貌、声音甜美，他发自内心的欢喜溢于言表，“是吗？我一定要告诉她，鼓励鼓励她。”；他还爱唱歌，爱唱民歌，他说：“我唱得还可以。”听了这话，我心里便开始盘算……

雪：您好，首先要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聊天。我14岁就开始读您的小说，到现在已有11年，应该算是您的铁杆读者了。而这11年，您也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一名有一些影响的作家。

石：我并不忙，只是不善于聊天，可能要让你失望。你说你读我的小说这么多年，这使我的惊讶大于欣喜。现在回头看，连我也讲不清我写了一些什么，讲不清我作品里面究竟有多少有益的东西。我常常觉得我的过去像一个零，未来也像一个零。

雪：1990年的一期《朔方》——封面好像是蓝绿色的——那一期登了您的《逝水》（《苦土》？）。这是您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起点，也是我关注您、关注《朔方》、关注宁夏本土文学的开始。

石：你说的可能是1990年7月期《朔方》，发了我一个短篇，那是我第一次上《朔方》，很高兴，因此杂志的封面也是记得的，是一整片生机勃勃的绿林。

雪：我特别喜欢您的笔名——石舒清，可我第一次知道您的原名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石：说实话，说我笔名不错的人还真不少。陈继明就说我是沾了这个笔名的便宜。我的原名更切近于我的家庭背景，说明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你之所以笑，大概是因为这两个名字不大像一个人的名字吧。但我现在不太喜欢我的笔名了，觉得太精致，缺乏一种粗砺感。然而说到底，名字也仅仅是个符号而已，用不着太当真的。

雪：上高一时，我看了登在《六盘山》合刊上的《黄土魂》，据说当时《六盘山》杂志社为了登您这个中长篇，专门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打报告，申请将当年的五六两期出成合刊。他们的努力很无私，但很值得。我当时是一口气读完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震撼。

石：我不知道《六盘山》向出版局打报告的事。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么我会因为这份“不知道”而更敬重《六盘山》的师友们。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向我说过发这篇作品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我知道的只是，在那之前，《六盘山》从未发过那么长的稿子。

《黄土魂》记录了我的一段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之所以感染人，一定是因为真实和真切的缘故吧。我现在的小说路子有些变化，几乎放弃了《黄土魂》那种路数。我渐渐觉得这种放弃是一种损失。

雪：《黄土魂》将您在写作中特有的那种电影感展现得很彻底，有人将她和《凤凰琴》相提并论。可当我看完根据《黄土魂》改编的剧本《上弦月》后，我甚至都在想像，如果不是先有了《凤凰琴》，如果《上弦月》也能遇到一个好的制作班子和演员队伍，那么轰动全国的就有可能是《上弦月》了。

石：我也觉得《黄土魂》不比《凤凰琴》差多少，而且《黄土魂》还比《凤凰琴》发表得早。但每一部作品也有其各自的命运。《黄土魂》后来改成了电视剧《上弦月》、电影《请你留下来》，但都已经处在了《凤凰琴》的羽翼之下。但我觉得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正如你所言，《黄土魂》缺乏一个好的制作班子和演员阵容。说来你可能不信，无论就《黄土魂》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只是听朋友说，拍得不怎么样。我的兴趣在写小说，拍得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吧。曾有人张罗着又要把它改成六集电视连续剧，后来也不了了之。影视界不了了之的事太多了。

雪：您这些年来的创作主要以中短篇为主，获鲁迅文学奖的《清水里的刀子》也是短篇。今后有意长篇的创作吗？或者已经着手创作？

石：我的确以写短篇为主。而且现在乃至后来的一段时间也还要把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写短篇上。我喜欢短篇这个形式，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但长篇对我也有诱惑。我现在也有意看一些小长篇，想在多读中看出一些门道来，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下手。我如果写长篇，就写小长篇，十二万字以内，再过几年我是愿意尝试的。

雪：与您同获鲁迅文学奖的红柯也是个西北人，他最近有一部长篇——《西去的骑手》，写尕司令马仲英，很精彩。您有没有考虑过尝试一些回族、历史题材类的创作？我个人觉得，一来您本人就是回族，二来区内还很少有作家发掘这一块题材。

石：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我很喜欢。作为一个回族作者，我有着许多独特的资源，我也在回望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尘封往事。我知道这里面有我的一份义务在。但我更清楚我的局限，我是一个喜欢从微观着眼着手的人，我不是那种大刀阔斧、可以再现一个宏大时代的作家。因此你所言的这一块题材，我当然不会轻言放弃，我会尽我的力，但我渴望出现更有魄力的作家来做这些事。

雪：您今年才33岁，可您的文学创作已有10余年的历史了，您在二十出头时写的那些小说，全然看不出出自年轻人手笔，这可能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石：马知遥老师曾说，他刚开始看我的文字的时候，以为我四五十岁了。我的确更有兴趣写一些历经沧桑的老人。同时我的一个短处是我不太适合写当下生活，不大容易写出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生命活力的作品。年轻人写出了让人看来老迈的作品，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悲哀。

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生活和工作都比较平顺，没什么特别的说头。

雪：读您的小说，其间弥漫的悲情总是动人之处，这是您的风格，是您对人生持有的基本观点，您在今后的创作中会延续这种悲剧色彩吗？

石：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屡屡出现在生活中是会引人不快的，但艺术作品中这样的人我们却可以忍受甚至认同。一个人对世界对人生有什么看法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觉得就艺术眼光而言，任何一种关照尘世的眼光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的。我忧郁和不很信任地看世界，自有我的道理。以后是否会延续这种眼光，我不知道。我的希望是，两只眼睛里有一只半里盛满了困惑和忧郁，余的半只里有希冀和快乐，我就知足了。

雪：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您作为西海固作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位，为宁夏打出“西海固”这一文学名牌作出了贡献。但我认为“西海固”作家群这一提法，虽然从正面宣传了宁夏文坛，但她的光芒也遮蔽了区内其他作家，让外界误以为西海固作家群就是宁夏作家群，西海固就代表了宁夏。现在区内流行的说法是“小省也能办大文化”，您身为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有没有考虑过在今后的对外宣传中，加大力度打“宁夏”牌，将宁夏境内的作家群作为一个整体推向全国。

石：说来可能令你失望，我没考虑过你说的这些。我考虑的只是怎么样才能把我自己的小说写好。

雪：您太实在了。

我听说您最初来银川时，嫌这里环境浮躁，坚持要回海原，可现在因工作关系最终还是留在了银川，环境的改变会对您的创作产生多大的影响？

石：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离开海原后我还没有写出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来。但我觉得，离开海原还是对的，至少海原的书店就远没有银川多。

雪：在您目前正式出版的三本小说集里，我最偏爱《苦土》。这个集子里收录的几篇小说都是您早期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个集子有重印的希望吗？

石：没有。而且我也不想重印。当时印量是2000册。我当时觉得少了一点。现在觉得正好。我觉得我的第一本集子就像一只生涩的果子。我出了3本书，似乎对他们都不很满意，都不是我所心仪的那种书。因此送人也不多。

雪：最后，还有几个小问题忍不住想问您。您的笔杆子是怎么练出来的？除了天赋外，您认为还有什么因素促使您走上文学之路？

石：说实话，写作方面，我的确训练过，一度可以算得上勤奋。在宁夏范围内而言，我也还是有点天赋的。但我直觉我的所谓天赋是不多的，是不可依赖的。更可依赖的似乎还是勤奋。然而勤奋有时候也顶不了事。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如果可以说出名的话，那么我的名的确出得早了一些，使我现在有一种入不敷出之感。我真想默默地再贮存一些东西。

雪：谢谢，出新书的时候别忘了我。

石：也谢谢你。 

因为与他的正面接触，让我对外界对他的一些评价、对宁夏作家群的评价有了自己的看法。的确是“看法”，而且不吐不快。

石舒清在他的《西海固断想》中写到：“我们从来都不敢低估人和人的可能性，我们从来都知道人是尊贵的，即使赤贫若洗，也依然不改其尊贵，我们从来都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一块可能被掩盖，但不可能丧失的净土。”贫瘠的土地赋予了西海固人朴实无华的真情真性，也让自己无意中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与“真”人直面，我羞愧于城市带给我的“优越”和假面，我羞愧于盲目矫情的担忧与怜悯，我羞愧于鼠目寸光的无知和浅薄……

20多年来宁夏文坛人才不断，只是不为外界了解，或者说外界不屑了解。所以，当石舒清一举折桂鲁迅文学奖时，当众多西部作家越来越注重推销自己的文字和才华时，外界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里的文学之树已根深叶茂。于是一哄而上，你方评罢我登场，说什么中国的文学希望在西部，说什么宁夏作家的写作是健康的写作，全是浪费唾沫的大实话，看这样的评论你永远不知道作者的真实想法。扔开那些专家模样的评论吧，花一点时间，打开书页，想像你喜欢的作者就坐在你对面，看着他的眼睛，听他娓娓道来……让自己的灵魂洗个澡。

2002年7月24日

南台，本名王雄，宁夏海原人，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作家，出了名的老实人，土得掉渣的书生。

作为一名编辑，自1985年到出版社工作以来，他编的图书获过宁夏人民出版社优秀作品奖、自治区人民政府一等奖、北方十五省十八家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类优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优胜奖等各种奖项。作为一名作家，从1981年在《朔方》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曹家凹的总统》至今，他已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一份招工名单》是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被天津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风》，后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又在部办刊物《宣传工作》上转载此文，并推荐给全区领导干部阅读。他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离婚》在《当代》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后被台湾海风出版社选中又在宝岛出版。近年来他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一朝县令》余热未消，《只好当官》又掀波澜……

我认识的南台

初识南台，在1999年8月，大学刚毕业的我开始在出版社上班。很巧，我的办公室与他相邻。同事介绍说：这是王雄王老师，我们总编室的老主任，他可是个大作家。初次见面，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南台，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消瘦而略带腼腆的面庞，我禁不住脱口而出：“王伯伯好！”话音未落，我心里就一阵嘀咕：这种称呼在单位里不太合适吧。可此后同事的几年里，我还是习惯地称他“王伯伯”，似乎没有别的称呼能回应他厚重朴实的亲和感。

熟悉之后才知道王雄就是南台。上学时看过他发在《朔方》上的几篇小说，都是中短篇的。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朝县令》出版时，父亲也向我大力推介过，所以南台的名字我不陌生。只是六十万字的厚度让毕业前心浮气躁的我没有阅读的勇气，但心里实实在在佩服这个叫南台的作者——六十万字，该用多少心血来堆积啊！

工作后气定心闲，又与南台做了邻居，便督促自己读读《一朝县令》。那段日子很充实也很快乐，出版社三楼把东的两间办公室的门总是半敞着。一边，头发花白的南台正襟危坐在电脑前，方块字嗒塔嗒塔地从他指下蹦向蓝屏。另一边，学生模样的我得空便抱起大部头的《一朝县令》，跟随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回到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偶尔也想知道旁边办公室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偶尔也在经过那间办公室时听到硬盘贮纳精彩故事的喀喀声……

四年磨一剑，2002年夏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南台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只好当官》。当我踏踏实实接过这本25万字的小说，往来于他办公室前的好奇心未卜先知地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南台是那种生活中不善言辞的知识分子，却又极有谦谦君子的风度。与他做邻居的那一年里，我好像总有事儿要麻烦他。每次我莽莽撞撞地敲开他的门，打断他在电脑前的思路，他总是赶紧站起身来微笑着问我，“小张，啥事？”然后略带紧张地搓搓手。

南台的勤奋和惜时如金也常常让我倍感汗颜。印象中他很少在办公室里与人闲聊，进了办公室的门就很少出来，一天八小时，基本上都在那六尺书斋中忙碌。就连这次采访，我原本想占用他整块的时间，找点儿“杨澜访谈”的感觉，可最终这个企图也没得逞。不过，我也从他那里学了一记高效率的采访招数，推而广之，我能为自己、为别人省下不少时间。这一招实际也没什么特别，积滴水成江河，积跬步成千里凭的是持之以恒。

南台还是一个极简朴的人。在时尚流行、小资泛滥的今天，不仅那些成天哈美哈日哈韩，追求波西米亚的COSMO一族，就是那些对物质生活要求不算太高的人都会认为他比农民还像农民。这是骨子里带来的气质，是穿上皮尔·卡丹也褪不掉的本色，是无需刻意的创意，是任谁也学不像的南台特色。他的简朴是西海固式的，可并非所有西海固人都有他这种细致入微的简朴。就像他为我的采访提供的书面材料，全用废稿的背面，以5号小字密集打印，同时不忘在页眉注明：环保。废纸利用。请谅。多可爱的老头，我又学了一招。

《一朝县令》——中国的《钦差大臣》

南台1987年着手《一朝县令》的创作，历时近10年终成。这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一朝县令》1995年被中宣部列为全国“三大件”重点选题之一，1996年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当年北岳社“大槐树丛书”中的打头之作。此书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不仅宁夏的各路媒体争相品评，《文艺报》、《文学报》、《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等全国有名的文学报刊也都发表了评介文章。该书还获得当年山西省“晋版图书一等奖”。银川晚报做过一次调查，1998年1月，银川地区畅销书排行榜，《一朝县令》名列第三。

我区著名评论家高嵩在宁夏召开的研讨会上讲：“《一朝县令》以巨大的社会激情，揭示了不应如此的生活，它的全景式描写使它成为人们认识生活、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历史的一部带有专题意义的教科书。它的成功，使它在大西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中毫无愧色地进入《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行列。”

1998年5月20日，北岳文艺出版社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大槐树丛书”作品研讨会，包括雷达、曾镇南、蔡葵在内的十几位著名评论家把百分之九十的发言给了《一朝县令》。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巨作缺少喜剧作品的缺憾，评价它不仅创造出了一批极具个性、非常生动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还写出了这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它是写了中国的人生，写了中国的一种整个的生存状态。我过当代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雷达更说：“《一朝县令》使人联想到俄国喜剧大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

《只好当官》——中国当代第一部不署名的小说

 花城凹凸系列——《只好当官》（又名《银瓶梅》），○○著，2002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作者○○的声明印在书的勒口上：“读者只要看的，是作品，不是作家，倘作品是○，作家当然也是○，出版一个○，对作家和出版社都不光荣。若此书不受读者欢迎，不能重印，便永不署名。”

○○在对读者负责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出版社负责。如今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市场，太多的文字垃圾在浪费着宝贵纸张、光盘和互联网空间，浪费着我们原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腐蚀着我们脆弱的心理防线。可就是这个惟利是图的社会，居然还有这样一位敢为天下先的作家，淡泊名利、心如止水。

○○的《只好当官》初版印数是1万册，不算少，全部卖完才有机会重印。在正版图书市场萎靡萧条的今天，这个名能否署得，何时能署，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我已经在这里泄了密，○○就是南台。

《只好当官》作为一部反腐小说，语言风趣、调侃，情节滑稽，讽刺和幽默随处可见，是那种读来轻松喜悦，读后颇多感慨的“讽刺喜剧小说”。已有外界媒体将该作与《儒林外史》和《围城》相提并论。世界缺少喜剧作品，中国更是如此。鲁迅先生说，中国小说史上，“有名而几乎惟一的是《儒林外史》”。鲁迅先生之后，文坛大多认可的是《围城》。建国后则是空白。《只好当官》和她的作者在为填补这一空白而努力。

与《一朝县令》相比，《只好当官》只有25万字的篇幅，可原稿有50万字。为了降低书价，南台先是咬牙砍压了原稿的一半字数，又在排版上想办法，把对话全部接排，不另起行，省了不少页码。最后，他又一再要求出版社尽量低定价。所以，这本握在手里颇有些分量的小说定价只有17元。套用外界报道此书的一句话：“书是‘压缩饼干’——实；价是‘压缩饼干’——小。”

南台答雪晴女士问

 2002年6月27日，我以笔代口采访了南台先生，他睿智而迅捷地答复了我提出的若干问题，并郑重其事地打在“环保纸”上，冠之以“南台答雪晴女士问”，认真中透着幽默。索性借题发挥，让大家分享我们笔谈的乐趣。

雪晴（以下简称雪）：您的笔名“南台”，有什么特殊涵义？

南台（以下简称南）：没有什么特殊涵义，是我家乡的地名。我老家的那个村子里，中间一条小河，将村子分为两半，大部分人家都在北台，南台只我们一家（现在多了），所以村里人叫我们时，只说“南台上的”，大家都知道是指我家。人都爱自己的故乡，后来虽然离开了家乡，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觉得那么亲切，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所以就叫了“南台”。

雪：《一朝县令》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火了一把，社会效应很好，不知经济效益如何？

南：只能算稍稍有了点影响，远算不上火。经济效益我没问过，但我是出版社的，知道此中行情，印8000册，全部卖完，应该是有利的了，但不会多，可能只有一两万的小收益。这件事他们出版社动作慢了，北京讨论会后，是个极好的机会，利用雷达、曾镇南等全国一流评论家的影响，可以做文章的，他们错过了机会。1998年他们马社长就说要重印，却一直没有消息。市场上早就没书了，至今还有人在找，找不到。

雪：银川公园街口的九头狼书店已经挂起了花城出版社的“凹凸系列”海报，您的《只好当官》打了头阵。当年《一朝县令》也是“大槐树丛书”的打头之作。真为您高兴。

南：您误解了。“凹凸系列”是以出书先后顺序排的，他们不是一次推出，而是一本本来，谁出在前面，谁就排在前面。因为不是一次推出，无法总的给一个评价，所以没有打头之说。《一朝县令》打头之说是他们的编辑讲的，当时觉得那套书中《一朝县令》最有分量，后来开讨论会时得到了雷达、曾镇南们的认可，才讲起来的。

雪：《只好当官》，乍听书名，感觉挺时髦，像在赶潮流，听说这个书名是出版社的主意，您原来叫《宦林外史》，出版社还给加了个副题——《银瓶梅》，您觉得出版社这种做法，在追求了市场效益的同时，会不会破坏您作品原本想要表达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南：《只好当官》是《一朝县令》之后我的又一部长篇。书名最早叫《高举小传》，后来要闯市场，又因为是“讽刺喜剧小说”，就叫了《宦林外史》。花城要出版，觉得《宦林外史》不够吸引人，要改，我说那就叫《只好当官》吧。我写的就是一个“什么都干不了，只好当官”的料。改的要求是出版社提的，但名字还是我自己起的，不能怪出版社。我想的是，我是没有名气的作家，得争取一个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不论用什么瓶子包装，“酒”都是我的，要表达的东西变不了。当年茅台酒要闯市场，瓶子不好看，没人理睬，打碎瓶子，酒香立即征服了评委们。要是不改名，出版不了，再好的内容也不会有人知道。

副题《银瓶梅》也是我自己做的手脚，不怪出版社。如果不是作者做手脚，不可能那么巧，会有三个名字中分别有“银、瓶、梅”的女人在作品中出现。这也有不得已处，出版前，我在网上做过一个试验，同样的内容，用别的名，点击者很少，只有二三十个，和一般小说一样，过后就再无人问津，最多的一次也只六十多个，用了《银瓶梅》，点击者一下增加到300多，后来我又看了一次，增加到900多人了，翻了好多倍，读者的好奇心就那么重，有什么办法！为了销路，得把读者的好奇心调动起来。

这么做不可能没有副作用。起码严肃的读者会不屑于读书名要引导他们猜测的那些内容的书。这是个损失，只好在流通过程中用评论和读过书的同仁们口口相传来慢慢弥补。这是无名作者的无奈，它提醒写作者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雪：出版社挖空心思在书名上做文章，您却放弃声名远播的好机会，声称“不能重印，便永不署名”，这种做法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很容易被人误解，您能告诉我您的真实想法吗？

南：真实想法有三点。第一，是招术。您注意过没有，满街的女人，走过去就走过去了，没有人特别注意，倘有一个女人用盖头包了头脸在街上走，所有的人都会把目光掉过去：这是个什么人？还想揭起她的盖头来看一看。书都是署名的，突然有一个人不署名，大家会觉得奇怪，反倒会引起注意。只要能吸引得他来翻一下书，就是胜利的第一步，剩下的就是作品的实力。读者最终会不会掏腰包，得书的质量说了算，但如果无人问津，质量好也不行，酒香也怕巷子深。第二，这些年出书的人太多，垃圾书也太多，有的人书出了，送给别人，他前脚走，人家后脚就扔进垃圾箱了。在这样的书上署名，有什么意义？我的职称已经到头了，再出垃圾书，岂不是浪费生命！我的信条是：要么不写，要写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好。第三，内心深处，也有一点挑战的意味。许多名作家，历史上是有过辉煌的，但后来的作品也一般得很，真正的好东西并不多，许多读者被这名儿召唤，将他们不洗泥的烂萝卜买了去，不吃亏上当么！我就不信这个邪，早就想创办一个杂志，所有的作品都隐去名，编辑只看作品不看名，读者也只看作品不看名，这才是对作品真正的鉴定，鉴定完再把名署上。这样，那些滥竽充数的人还敢来吗？名作家敢不把自己的萝卜洗干净么！

雪：您能讲讲《一朝县令》和《只好当官》的创作历程吗？

南：《一朝县令》是1987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起草的，草稿拿出来后，就一真压着，压了8年，没有一点时间修改，当时我想的是等退休之后再慢慢改吧，但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号召创作长篇小说（当时称“三大件：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儿童文学。”），作协的余光慧女士知道我有部草稿，催了几次，让我拿出来，正好单位上派我到党校学习，时间比较宽松，就开始修改，拿出来了。给了北岳文艺出版社，他们要等一批作品一起推出，直到1997年才出版了。也就是说，从草稿到出书整整10年。

《只好当官》是1999年草创的。1998年，因为身体垮了，我辞去了总编室主任之职，当时我订了个三年计划：第一年修整。不读书不看报不写作，先把身体调整过来，没有个好身体，什么都是空的。第二年读书。把这些年打杂儿耽误的功课补上。第三年再创作。也不定任务，想写时再写，不作硬要求。但实际上，第一年边修整边就开始读书了，第二年应该读书的时候，也就边读边写作了。所以，初稿其实1999年就拿出来了，放了一年，2001年修改试投。2002年出版了。

雪：纪晓岚一生编书远多于写书，终其一生只有一册《阅微草堂笔记》，而他主编的《四库全书》却影响着世代国人。身兼编辑和作家，您现在编书写书可谓等量齐观，今后会以编为主，还是以写为主？怎样才能发挥您的最大潜力？

南：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发生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了。”

雪：您如何看待现在靠“针砭时弊”名声鹊起的作家群和他们的作品，您认为您是其中一员吗？

南：说了也可能许多人不相信，我基本上不读现在的作品，顶多看看简介。所以我搞不清您说的那些作家都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作品都说的啥。现在，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写作者上，所以，我读历史上已经有定评的作品。读经典。我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我不知道我和谁是不是一群。

雪：西海固作家群这两年在国内名声逐渐大起来，您是这批作家中年纪较大的一位，近来新人辈出，您怎么看待这批年轻的西海固人？

南：西海固的作家名声越大，我越高兴，因为我也是一个西海固人；宁夏的作家名声越大，我也越高兴，因为我也是一个宁夏人；中国的作家名声越大，我也越高兴，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当张贤亮名扬海内外时，哪一个宁夏人没有享受到他带给“宁夏”的荣耀？当哪一天某个中国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时，只有中国人的敌人才会觉得丧气。

以石舒清为代表的西海固年轻的作家群，是一支哀兵，是一支有实力有理想有追求并且能互相帮扶在困境中挣扎的队伍，许多人可能只看到了他们的成绩，却看不到他们的困境和挣扎，我能看到，因为我也是从西海固走出来的。当然，他们也有幸运，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连文学的梦还都没有做，他们那么年轻，就有了那么好的成绩，只要坚持下去，终有出头的日子，也是会为宁夏挣来大面子的，不光是西海固。

说到这里，我想多说两句的是，宁夏对作家们的关注已经够多了，但我希望更多些。文学不是枸杞，不能为宁夏换钱，但文学之与一个地区，比枸杞的作用要大些。当年英国人曾喊出：我们宁愿失去印度（当年是英国的殖民地），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当《百年孤独》走遍世界时，有几个人记得哥伦比亚的总统是谁？西海固作家群是西海固的，又不仅仅是西海固的，更是宁夏的。他们和其他作家一起，都在为加高“宁夏”这块平台泥里水里地在奋斗。一个张贤亮就足以使我们在心理上高于西北几省，而和陕西称兄道弟，如果有一群张贤亮，宁夏就是个“大”省了。

雪：身为西海固作家群中的一员，我发现您的小说还是有别于石舒清等一批作家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大都乡土味浓，乡情重，您的小说并不局限于乡土写作，而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看得更远，这似乎也是西海固文学近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比如，也有年轻作家开始尝试一些都市题材创作，请谈谈您的看法。

南：这很自然，也很正常。我和西海固作家群有同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也会有不同的部分，因为走出来的路子和方式不同。但主要的不同，我觉得还是因为年龄造成的。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经历多寡，经验的事物不同，感觉自然也就不同了。我的年龄比他们大，经的事儿可能比他们多点，生活圈子不止是西海固，笔下自然也就不限于西海固。他们的经历和阅历也在增加，笔下肯定都会变，只是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但变是肯定的。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不必在意，也不必追求，顺其自然比较好，不要强求，不要跟风，一定要自己给自己作主。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还不是要求作家们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些“技术问题”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我觉得仍然是“做人”。我不是领导，不是政治教员，没有说教的义务，但“做人”的问题，是每个作家都回避不了的。如果只是为自己而写，当然也无不可，但我想，人到世间一趟，如果不为这个世界留点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太无味了？我这个年龄，已经比较强烈地感觉到“离世”的日子的一天天迫近，不是我要考虑“人活一世到底为了什么”，而是这个问题不时的来敲我的脑壳了，看看我的小说，那是小说吗？确切地说，那是我的发言。是我的呼喊。我是想唤醒社会的良知，人都是要死的，不要太自私，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给大众造成过分的痛苦。利己是可以的理解的，但不要太损人！老百姓恨贪官吗？恨的，但更恨的其实是给老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的官。如果一个官贪了，却给老百姓带来了大好处，一个清官，却给老百姓带来了痛苦，我是宁要那个贪官的。上世纪50年代曾有过“除四害”运动，学生们每天都要打苍蝇，一只只打是很难达到指标的，为了完成任务，便去扒拉粪堆，好把大粪里的蛆挖出来，任务很容易就完成了，却给苍蝇提供了广大的繁殖地。恶性循环，苍蝇越消灭越多！现在的反贪也有这个问题，光反不行，得改革干部体制。为什么刘备明知把江山给阿斗就意味着亡国，还是不给诸葛亮？看看《只好当官》，我呼唤的是干部体制的改革！得有让最能干的人坐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体制，中国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雪：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区内作家，尤其是西海固作家的作品中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带有宗教色彩的回族语言常常令不熟悉宁夏、不熟悉回族传统、不了解伊斯兰教特征的读者群，尤其是外地读者费解，如何能使广大读者接受宁夏作家的写作方式，同时基本保持宁夏作家作品的特色？

南：世界是由各种民族组成的，所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您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人要休息时，乡下的人想进城，而城里的人却往乡间跑。为什么？想看他们没看到过的。苦苦菜只能买给城里人，乡下遍地都是，他会稀罕你的苦苦菜？同理，城里人下乡去只买城里没有的东西，绝不会买从城里运到乡下去的工业品。文学作品也一样，所谓的“世界”就是“自己”加“自己之外的地方”。对“自己之外的地方”，越是“自己”的，才越是吃香。所以，“特色”实际上是个好东西。这里阻碍外地读者“进入”作品的，实际只是一些生僻的方言。一律改为普通话不好吗？可以当然也可以，但“味儿”就变了。有些话，只能用当地语言，一“翻译”，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的主张是，能用普通话的地方，用普通话，不能的，是不是可以用加注的方式解决？这样，既保持了特色，又不至于使外地读者太费劲。

雪：这还真是个好办法，希望有人能认真考虑一下您的建议。最后，请您谈谈今后的写作打算，同时希望您能给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提点忠告，出点主意。

南：我的打算在《只好当官》代跋中已经讲过了，就是走“喜剧小说”的路子。这是雷达、曾镇南、高嵩三位老师给我指的路子。这条路子是块空白地，正好又是我的特长，还是在气候回暖，环境开始宽松的时候，真像是天意！

我不太喜欢“忠告”这个词，它给人一种倚老卖老教训人的感觉，我喜欢平等的对话，既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对我指手画脚，也不愿意装作庞然大物在别人面前胡吹乱侃。前些天在报上看到张贤亮批评宁夏的年轻作家们不写城市生活，不写现代生活等等，我不相信那是贤亮说的，那是领导的口气。媒体需要新闻，各取所需，免不了有曲解，也有局部放大，断章取义就会变形变味，不要太当真。要想真正了解贤亮的想法，只有去看他写的文章。写什么的问题，前辈作家们说了无数遍现在还在说的一句话是：“写自己最熟悉的。”另外，鲁迅称赞《儒林外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以公心讽世。”注意“公心”二字。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为中华民族而呐喊的战士。这就是“公心”——为中华民族之心。作品的“大气”从什么地方来？不是自大，而是从“公心”来。写小花小草也可以成为有名的作家，但只会有“秀气”，不会有“大气”。

雪：谢谢您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回答我的提问。

南：不客气。其实您也宣传了我的书。本来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等《只好当官》有评论了，听听评论家们的意见，可能更好谈些，您这么快就来了，我也不能拒绝。谢谢您和《宁夏广播电视报》的同志。

 ……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曾说过：“有的人，只可读其文，不必识其人。有的人，大可识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两全的。”南台也许就是少而又少的两全者。我先读其文，后识其人，而后再读其文，受益匪浅，遂作此文，愿所有关心宁夏本土作家和作品的读者们，能透过这扇窗认识南台、了解南台，阅读南台用心写就的文字。

 2002年7月2日

董小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首任团长，著名歌剧《刘胡兰》创作者、导演，著名歌星苏小明的父亲，现为宁夏文化厅顾问，长住银川。

 董小吾1920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谷亭镇一个农民家庭。抗战爆发后，正在山东滋阳乡村师范学校就读的董小吾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山东学生流亡演出队，南下徐州、南京等地宣传抗日，并亲历南京大屠杀，侥幸生还。从南京逃出后几经辗转于1938年9月1日来到延安，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当年11月，参加陕北公学剧团。1939年6月，由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工人学校、青年训练班组编的华北联大在罗瑞卿、成仿吾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一路行军，开往敌后，开展抗日宣传。董小吾当时在华北联大文工团话剧组。1939年9月，部队过敌军封锁线时，董小吾因病被留在了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战线剧团社，任戏剧教员兼艺术指导。不久，日伪军连续向晋绥边区“扫荡”，战线剧社随部队转移，一面打仗，一面宣传。1942年7月，董小吾作为战线剧社副社长前往延安鲁艺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3月跟随战斗剧社回到前方。1943年6月，董小吾返回战线剧社仍担任副社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战线、战斗两剧社合并为战斗剧社（即“一野文工团”），董小吾担任副社长和一队队长（一队为歌舞话剧队，二队为京剧队）。1951年董小吾带领一野文工团来到重庆，与二野文工团合并组成战斗文工团，董小吾担任团长。1953年战斗文工团全团调入北京，充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董小吾任第一副团长兼当年5月23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首任团长。在被任命为总政歌舞团团长之际，董小吾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拍摄中捷合作电影——彩色记录片《人民一条心》。1953年8月他一回国，便马不停蹄地率团在青岛、开封、郑州等地慰问演出。1953年11月，他又率团赶往沈阳，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奔赴刚刚停战的朝鲜慰问演出。演出中贺龙曾自豪地向金日成介绍随行的董小吾：“这是我们用黑豆和小米喂大的艺术家。”从1939年到1966年，董小吾一直在贺龙的领导下，与贺老总交往甚密。战争年代，贺老总总让秘书随时掌握董小吾的行踪，关心他、教育他，在文艺宣传上倚重他。有了成绩鼓励他，有了困难帮助他，将他对人才、对知识分子的厚爱慷慨地给予了董小吾。解放后，不管贺老总在西安、成都还是北京，董小吾都像家人一样去看望，并亲眼目睹了老总与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情谊。贺老总也是一如既往地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地关心和爱护他。就是因为和贺龙的关系，“文革”中董小吾被化为贺龙黑线，在甘肃平凉劳改了十多年。

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董小吾才被调至宁夏文化厅担任领导工作，他的艺术生命在沉寂了十多年后获得新生。他为宁夏执导的剧目《西安事变》、《救救她》、《血花》等都大获成功。1983年，在他主持下创排的大型回族歌舞剧《曼苏儿》更成为宁夏历史上第一台进京获奖剧目，并成为当时汇演惟一留在北京公演招待外宾的剧目。1989年后，已经离休的董小吾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忙碌在宁夏的文艺舞台上，年过古稀还随宁夏话剧团大篷车到全国农村巡回演出。

如今已过米寿的董老5个女儿一个在北京，4个在国外，但他依然留在宁夏，这给了我结识董老的机会。当我问及他有没有离开银川的打算，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在这边住惯了……”

老人年事虽高，目光却从没离开过中国艺坛。与董老的几次聊天让我倍感受益匪浅，不是晚辈聆听长辈的教诲，那是一位老人与孙女间的促膝而谈，是朋友间敞开心扉的交流。

雪：您一天正规的音乐学校也没上过，却干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

董：是的。解放前我年轻，创作欲特别强，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我的创作高峰。那个时期，我创作和参与创作的作品很多，被广为传唱的有《刘胡兰》里的《数九寒天下大雪》、《百团大战》里的《阳方口小调》，还有《变工小调》、《民兵结合》、《姐妹们来呀》、《新旧光景》等歌。我那时创作速度很快，大家以为我是学音乐的，其实不是。我作曲完全是兴致所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但是我作的曲子就是好听，歌词也很通俗上口，群众传唱，专业剧团也唱。我那时是全五行，不光写歌，还排戏，我还说过相声，真是什么都干。贺老总就夸我：“这个小鬼能演、能导、能写，自己还能唱，嘴巴子还能讲。”我跟他无亲无故，只是他的部下，但他就是偏爱我。

雪：您姓董，您女儿姓苏，这是怎么回事？

董：苏小明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妈妈叫苏明，她是随她妈妈了。

雪：上世纪80年代初，苏小明用柔美的声音诠释了《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军港之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首没有浓重政治色彩、没有“火药味”的歌，人们喜欢她那种美声中带着点自然的本色的声线，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在这种温柔甜美的歌声中渐渐退出了主流。

董：1980年在首都体育馆，北京晚报等几个新闻媒体搞了一个晚会，邀请了一批国内刚刚涌现的通俗歌手演唱，因为有小明的演出，所以我也去听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她演唱。她特别受欢迎，连续唱了好几首。我心疼我的女儿，就说：“行了，有多好嘛，还要叫她唱。”旁边有个老太太不高兴了，冲我说：“唉，你这个同志，你要听什么，我最爱听她唱歌了！”咱们宁夏的一个演员赶紧帮我说话：“这是她爸爸！”那位老太太笑了，说：“哎呀，你这个女儿唱得好，我最爱听！”

雪：老人家都喜欢。

董：可不是。我当时就感觉到观众喜欢这种刚刚出现的通俗音乐，特别是这些歌手的演唱方法，发声的方法。我赞成这种音乐的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过去我们那种洋嗓子也好，土嗓子也好，总是跟观众有些距离，小明他们这批歌手的演唱像是在跟观众对话，他们把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拉近了，给人一种亲切感。当然，文艺界也有一部分人反对得很厉害，有人就说：这是什么《军港之夜》？是《香港之夜》！我在1980年在沈阳召开的一个“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上反驳了这种看法，但我同时强调，轻音乐——当时还不叫通俗音乐——必须健康。

雪：“通俗音乐”的说法应该是在80年代末才传开的吧？

董：对，当时还叫轻音乐。那个会上还有人反对我，说轻音乐就轻音乐，就是要放开，干嘛还要加个条件——健康。主持会议的部分同志赞成我的意见，把我的发言登在了《辽宁日报》上。虽然我对通俗音乐抱支持的态度，但后来的发展我也有些反感，那就是不讲音乐美，不讲艺术美了，有点儿走偏路。

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从政治一统天下，到商业一统天下，中国流行音乐在表达形式丰富的背后，却面临内容枯竭的问题，空洞的主旋律外是千篇一律的爱情，作为老一辈艺术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我对此确有看法。首先要肯定通俗音乐是好的，应当支持她，因为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个新生事物。但通俗音乐在中国发展的这20年，一是内容上不讲生活；二是把通俗歌曲庸俗化了。观众也是需要诱导的，特别是小青年，要用好的文艺作品提高他们的欣赏品味。我感觉小明他们那一时期的音乐要比现在的健康。

雪：那一时期的作品还比较有生命力。

董：对，因为那些老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比现在有的新歌要好要高。我认为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美。没有美感的东西无论如何不会被观众接受。

雪：最起码她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董：就像糖果要有一定的含糖量，苦的人不愿吃，那是药。现在很多通俗歌曲不讲美——内容的美、形式的美、声音的美。

雪：现在追求的是标新立异、另类！

董：是这样的。小明的演唱还有一个好处——不是因为她是我女儿，我就偏爱她——她演唱的作风很好，台风也很朴素。在台上虽然没有那么多花哨的表演，却也同样受欢迎，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样的。

现在通俗歌曲的发展太商业化了。说老实话，现在从歌词到曲子到演唱，都在走下坡路。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老歌、喜欢老艺术家的表演。今年是“5·23”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六十周年，我觉得宣传力度太小，尤其是流行音乐这个圈子里，宣传力度不够。真正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回事，他们没有经历过，也不能理解、不能体会，这是个问题，但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

雪：作为名人，您和女儿各自影响了一代人，您的作品在当时昂扬了军民士气，而小明的歌则为中国改革开放送来一缕清新的海风，当时很多人就是听了她的歌去参加海军的。

董：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北京的时候，女儿们还小，她们要看戏、看电影跟我要钱买票，当时我在总政歌舞团当团长，艺术界的人都比较熟。她们看完戏后，把买票的钱又交了回来。我问为什么，孩子们说：剧院的人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说“董小吾”。他们就说，“董团长的孩子呀，进进，不要票。”剧院的人给她们安排好座位，还买来冰棍。因此孩子们得出个经验：爸爸的名字就是票。那会儿她们是“董小吾的孩子”，现在我是“苏小明的爸爸”。（开心地笑……）

雪：您没有一点点的失落？

董：我们父女是各领风骚几十年，时代不一样了。

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小明她们这一批人确实开创了歌唱音乐的新领域。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我本人，经过抗日战争初期的宣传，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创作出了以《白毛女》、《刘胡兰》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作品。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但我起到了我的作用。那也是时代的产物，因为我们当时不可能离开生活，当时你要是唱那些“我爱你，你爱我”的歌，群众都把你骂死了，而且那时人的思想非常单纯，就是“团结，斗争，争取胜利，减少牺牲”。我们是在那个时代的感召下创作出了这些作品。如果说我对中国革命还有点贡献的话，就是在这一时期。

那时我不仅参加了《刘胡兰》的创作，还是这个戏的首导。我的导演思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再加上我又搞过话剧，二者糅合到一起，就是我的导演风格。实际上当时我也没看过西洋歌剧，我们完全是自创，包括音乐的处理。我在排《刘胡兰》时就充分运用了戏曲上的一些表现手法，效果很好。可以说《刘胡兰》的舞台形象是我的独创，我也没想到演出效果会特别好，当时战士们看完戏，就振臂高呼“为刘胡兰报仇”。每次演出前，我们都要反复强调这是演出，请同志们千万别激动。可还是有一次，一个战士看到胡兰子被铡时拉动了枪栓，幸好坐在他旁边的排长眼疾手快，一把按住，要不演大胡子的严寄洲就性命难保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杀刘胡兰的大胡子连长还没被抓住，所以我们这个戏是以开追悼会的形式结束的。观众感到十分压抑，反映怎么人死了就死了，要报仇啊，我们按照观众的感情要求把这个戏的结尾改了。后来这个大胡子连长被打死在战场上，我们这个戏在当时是超前了。

雪：在与网友的一次聊天中，有网友问苏小明：您的父亲对您的事业特别支持吗？”她答：“首先，父母就是搞文艺的，他们的职业可能对孩子会有一些影响，我从小就学习钢琴。当时我觉得学音乐并不是为了将来出名。”您认为自己对女儿的事业有过帮助吗？

董：如果说有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她小的时候我在总政歌舞团当团长，那时候就逼着她学钢琴，我把马蹄表放在琴上，规定半小时或四十分钟才能休息，她就不停的练，那会儿她也就三四岁。有时候我放一个苹果在琴上，告诉她弹完了才能吃，弹着弹着她就问：“到了没有，爸爸？”我说：“不行，还有20分钟。”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到了吧，爸爸？”我说：“还不到，还有15分钟。”最后，弹着弹着没声音了，我一看，她趴在钢琴上睡着了……

我所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圈子和大环境对她的影响很大。她成名以后我和她之间的交流就少了，我只是经常鼓励她、提醒她。她的成功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雪：您来宁夏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打算过两年回北京去？

董：我在这边住惯了，这边朋友也多，我毕竟是为宁夏做过贡献的，对宁夏也有感情。我这一生挫折不少，对自己也有正确的评价，从我们那个时代一起走过的人中，我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

2002年7月16日

一  “假货”一番

 仲夏的午后，我在办公室窗前发呆、打盹。一位白发老人推门进得屋来，向处长咨询版权方面的问题。谈话间老人提到他翻译的《浮士德》……我待机状态的大脑突然冒出来三个字——樊修章——对，没错，全中国也没几个翻译得了《浮士德》的，我手上就有一本，译者樊修章，虽然我始终没勇气读完过；不会认错，肯定是他，我每晚捧场的大型专题诗话《唐之韵》的撰稿人，宁夏有几个人能在学问上挑战他的中西合璧。

我贸然相问：“您是樊修章，樊老？”老人微微一惊，不置可否。“我有一本您翻译的《浮士德》，还有，《唐之韵》是您写的，是吧？”樊老立时有些局促，甚或羞涩，忙忙地又问了几个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处长有些吃惊，“咱宁夏还能出这样的人？”

张：您说过，我们第一次偶遇时，我能知道您的名字，令您很惊讶，“怎么还有人知道我？”

樊：我从绝对封闭的山沟里来，从来不懂得该怎样去和人打交道。1979年春，我又敢走进阳光，理直气壮去占有我应得的一份阳光时，已经是奔五十的人了。被强行做了一次生命断脊手术，被拦腰截断了二十三个年头，这使我不得不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一切。因此，我是带着一个茧壳一样的封闭体系重新走进社会、走进宁夏大学的。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对外界从来不闻不问。因而除了外语系的人，就连在宁大校园里，也没几个人认识我，更不要说宁大以外了。从陌生人那里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当然会大惑不解。

张：采访您之前，我的一位师长曾建议我采访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人。

樊：采访读者感兴趣的人，让读者对某个感兴趣的人知道得更多，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不是读者感兴趣的人，因为我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读者。译一两本书，根本不足以入文苑传，自然更谈不上读者是不是感兴趣了。 不过，如今假货满天飞，“举秀才，不知书”，举教授，会抄书，谁都敢假货，我为什么就不能假货一番。

二  “太学生”樊益佑

 看过樊修章北大校友柳鸣九的一篇《西出阳关一故人》（2002年第六期《随笔》），我才知樊修章原名樊益佑。老同学闲来无事，在浏览多如牛毛的电视节目时被正在热播的《唐之韵》吸引，由此而知片尾那位名叫樊修章的撰稿人，就是当年燕园里那个长相颇似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湖南同乡樊益佑。在老同学的眼里，樊益佑“那时就是一个出色的学子”，不仅专业课成绩优良，还特别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并有相当好的修养；同时，他又“内向与寡言”，执着有余，灵活不足，“一看就是一个既倔又强的主儿”。

从1950年到1953年高考成功，樊益佑一步步走出封闭的山沟，投进北大的知识海洋。学生时代的樊益佑，人生只与书本有关。

张：1953年之前您是在老家湖南吧？

樊：1950年我在家种地。51年浏阳市市立一中创办高中，我到县城读书，才离开那个叫石湾的小村子。52年县一中的高中班停办，只好转到长沙，这样我也就离开了浏阳。53年提前一学期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才终于从那个山沟里走出来。

张：1953年您考上北京大学，在老家跟中了状元差不多吧？

樊：1953年高考时，我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都填的北大，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因此接到录取通知时，只是高兴，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喜。能从那么闭塞的小村子里一步跳到北京，可能跟中状元差不多吧，只是也没去多想。

张：您大学一毕业就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后来又在1965年被“流放”到宁夏，直到1979年才被“解放”，好像每次运动来时，您都躲不掉。

樊：离开小山村走进北京，走进北大，走进北大图书馆，我真是瞠目结舌。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庄子说的“吾生也有崖，而知也无崖”这句话。于是我大量读书，简直进入了一种痴狂状态。我根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是星期天，什么叫节假日。有一年春节，是大年初一，我记得吃完早点就跑图书馆，见关着门，愣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才知道放假了，不开门。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成为右派的。

因为我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只知道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听共产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根本不知道这里面也会有陷阱。整风反右时，不管我说了什么话，其实那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在响应号召，积极站出来帮助整风。当时有的人的确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说的话是正确的。而我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我从封闭的农村来，头脑简单，根本不懂得该怎样保护自己；怎样把别人的脑袋揪下来当垫脚石，使自己成为巨人。更为可悲的是，已经被宣布为右派了，人家叫我向党交心，我居然蠢得还把一闪念的想法也写成材料交上去。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才知道这些东西都记在我的档案里，都成了我的罪证。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搞得起来，就因为生活中无耻之徒虽然不占多数，但不受任何约束，敢于把人性中的恶发挥到极致。一个社会，人性的善被视为软弱，而恶则被视为勇于斗争，到了这一步，文化大革命还能搞不起来！

十几年以后，我这封闭的愚蒙中，才终于透进一丝理性的阳光。这我才懂得，我成为右派，那是必然的。反右的根本原因，是对现代大工业一窍不通的农民进了城，理直气壮要来管理现代大工业，以致弄得捉襟见肘。要叫农民一下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既然不可能，那就只有叫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趴在地上起不来，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承认自己不是东西。这就是“外行必须领导内行”这个口号的真实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闷头读书，与时代的发展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迟早要成为反动派。

大跃进时，从59年到61年，父亲和两个哥哥都饿死了，一个家就这么彻底散了摊子。61年我回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在老家，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当时在宁夏工作。结婚后，我也就名正言顺地被赶出了北京。

65年底，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赶到了宁夏。我这人始终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怎样躲在人背后让别人看不见。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话不留神，得罪了个别吃人肉专家，终于被查出来，说我为彭德怀翻案，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条死罪，于是我就又成了现行反革命。

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次剥夺知识的运动。而我却偏生热爱知识，这就注定了我要倒霉。59年反右倾，是一次剥夺责任感的运动，要求人成为驯服工具，也就是成为一条警犬，只要驯犬员一唆使，立即扑上去就咬，而根本不问该不该咬。我不肯完全抛掉做人的责任感，这又是我活该倒霉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剥夺能力的运动。当时演戏演得好叫戏霸，有学问的叫学阀，总之有能力的人都是坏人，只有吃人肉专家是好样儿的。我当然还是逃不脱，于是我成了反革命，进了干校。有人说干校是个农场，其实不然，干校绝不是什么劳改农场，而是地地道道的集中营。

张：您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本来就是个农民，就是书念错了，我不把自己当成念书的，不就完了吗”。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樊：我从山沟里来，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务农的。我身上有农民的一切毛病，自私、封闭、固执、认死理，能跟着起哄而又胆小怕事。在干校劳改时，没有书看，也不允许看书，于是我就读毛选，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我一个字一个字啃，这才开始懂得了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原来是个农民，现在又懂得了为什么我会被塞进干校这个集中营来当农民的道理，当然就只有安下心来当农民，以留下一条活命。我知道时代要变，但“世路无穷，劳生有限”，能不能熬过这一劫，这却没有把握。因此我只能以来自农村，如今再回农村当农民来宽解自己，使自己能悄悄地活下去，活到我悄悄地呼唤必然要到来的那一天。等，是国人赖以活命的人生哲学。我是中国人，当然也会等。

三   五译《浮士德》

 1969年的樊修章，在干校给宰猪的师傅打下手。一日，师傅不在，群龙无首，连队当官的随机应变，伸手一指樊修章：你还“太学生”呢，连个宰猪都不会，真不知你上的哪门子的学！从此“太学生”继承祖业，做了钦定的“樊屠户”。

樊屠户在干校里犁过地、种过田、拾过粪，但在干校的十余年中，他与猪打交道的时间最长。喂猪、杀猪，“运筹猪圈之中，决胜猪圈之外”，樊老成了“全干校之下，数十头猪之上的权势人物”。直到1979年3月初，樊老应上头的吩咐，最后宰了两天猪，然后“金盆洗手，从此封刀”，到宁夏大学教书去也。

不过樊老当猪司令之余，在干校也不安分，1977年，革命的腥风血雨还没来得及变成毛毛雨，他就翻出手头的资料，翻译起歌德的巨著《浮士德》来。干校里纸货奇缺，樊译《浮士德》只好写在郭译本（郭沫若）的空白处。这第一译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到1979年，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半年里，樊老边改边抄整理了一遍，是为二译。1980年在北京一些老同学的鼓励下，再次加工，修改誊清，是为三译。这第三稿被一家出版社列入出书选题，可惜之后便音信全无。等了八年，出版社来信又说要出了，樊老于是把稿子要回来，又校改誊清了一遍，是为四译。书最后还是没出成，手稿在破纸箱里又睡了三年，直到1992年，译林出版社同意在《浮士德》已有三种译本的情况下出版樊译本。这一次，樊老逐字逐行地改了第五稿。16年五易译稿，樊译《浮士德》终于于1993年7月面世。此后几乎每年均重印，累积印数十万有余。

张：您在《浮士德》中译本的《译后记》里讲过您翻译《浮士德》的原因，好像是1977年您在干校喂猪的活儿不重了，革命群众对您的监督也不太紧了，正好您手头又有德文本的《浮士德》。

樊：我译《浮士德》的确是非常偶然的。当时我在猪场喂猪，只要不喊反动口号，也根本没人来理我。最意想不到的是，我手头偏生就有一本德文的《浮士德》，一本《浮士德注解》和一本《德华大字典》。这三本书，少了哪一本我也翻译不成。抄家的时候，其实哪一本都有可能被抄走，不知是哪位抄家菩萨发了善心，没给我抄走扔进垃圾堆。

张：译林出版社在已有众多名家译本的情况下又出版您的译本，而且一再重印，您认为您这个译本的优势在哪儿？

樊：我译《浮士德》，就德语而言，我没有优势可言。说实话，我完全靠搬着德语字典，对照着《浮士德注解》死啃，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啃下来的。我所以敢译，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汉语可以做到应付自如。上大学时，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德语，三分之一的时间看外国文学名著和五四新文学名家名著，三分之一的时间学古典诗词。当时西语系办有一个油印的学生刊物，我经常在上面发表译诗和学习译诗的心得。56年我译出了第一本德国诗人的诗集，寄给出版社居然被接受了，列入了选题计划。后来一反右，当然不可能出版了。因此译《浮士德》，对如何用汉语来表达德语诗的意境，我还是有把握的。我这个译本，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汉语地道，没有不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欧化句、念起来绕口的别扭句、似是而非叫人看了似懂非懂的活络句。在德国，能读懂《浮士德》的人很少，但就文字而言，却都能顺畅地读下来，绝不像现代中国人读《离骚》。在中国，能读懂《浮士德》的自然更少，原因是译文读起来别扭。因此我翻译时，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好奇的读者可能一时还读不懂这部博大精深的巨著，但他拿起我这个译本来，必须能读懂这一行是什么意思，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个别地方如果实在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就加上个注解，对某几行或某一段进行串讲。这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说明我这点汉语毕竟还不过硬。

四   诗话樊修章

“在那柠檬繁茂的地方，密叶里香橙耀一片金黄，和风阵阵从碧空吹下，桃金娘静立，月桂高扬——那地方你可知道？去吧，去吧，爱人呦，我但愿相随一同前往。”《迷娘曲》（一），樊译《歌德诗选》第91页。

“你们去死守家乡！且让我置身马上/欣欣然驰向邈远，头顶着一片星光！”《想望自由》（一），樊译《歌德诗选》第164页。

除了歌德的《浮士德》，樊老近年还选译出版了《歌德诗选》（译林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他翻译的德语诗清新优美、字精句炼，诗后的简释更是独到。译者扎实的国学功底，使读者得以轻松地通过那一篇篇简释，用中国人的惯常思维体味西方诗作。诗选的责任编辑王延庆将之称为——歌德诗作的东方诠释。

《巨大的惊异》是一首十四行爱情诗，简释开门见山地介绍了十四行诗及其具体形式，为普通读者了解欧洲诗体开了一扇窗。还有一首赠内的爱情诗《发现》，译者不但介绍了其创作背景，还特别指出“这是一首赋体而兼比体的诗”，用诗选王延庆先生的话说，是“从中国诗歌美学评说诗的韵味，一下子便把中国读者与歌德的诗作拉近了，打消了隔膜感”。

《紫罗兰》描写对爱情的执著，译者由此想到元朝诗人杨维祯《西湖竹枝歌九首》中“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珍珠成斗量”的痴情。《下山》抒发诗人爱也不是，断也不是的心情，译者借李煜的词：“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点拨，让人感受颇深。读《快慢》又让译者想到晋代诗人张华《情诗》中的“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东西方人在艺术的感受上原来有着这么多相似相通之处。

当然，同中更有不同。《对极乐的向往》让译者联想起刘宋鲍照、梁五帝萧衍笔下的飞蛾扑火，又举出唐人孟郊、元人杨显之对飞蛾扑火的评价，再看歌德笔下的飞蛾扑火，那为摆脱“夜的阴森困囿”，寻求光明的飞蛾已化身高贵的英雄，那些没有“把死生变化参透”的人们，“在这昏蒙的人世”，就只是“昏昏然枉自居留”。另一首《快慰的相逢》，在我读来只是歌德的又一首情诗，译者也由此想起晚唐韦庄的《思帝乡》。在这首诗里，诗人“不能忍受大衣的捂盖”，他“甩掉大衣”，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译者则指出，中国人却往往“裹暖一怀傲气”，把自己封闭起来，结果与转机失之交臂。看到这样的简释又如何不令自大自怜自闭的中国人酒醒。

十四首《中德四时杂兴》是歌德一组中国情调的组诗。第一首写中国官员忙完公务后去踏青。此诗冯至先生译为：“怎肯辜负好春光/吏尘仆仆人消瘦/梦魂一夜到江南/草色青青水色秀/临流赋新诗/踏青携美酒/一杯复一杯/一首复一首。”樊修章认为冯至译得得神，原不打算再译，“只因为冯译前四行创作的成分较重，才死抠着原文再译一遍，一是让读者知道这首诗的原貌，二是让读者看出冯先生译笔的轻灵”。“倦于职守/倦于奔走/我辈朝官何所有/离京城且事郊游/正是新春时候/坐绿草，傍溪流/行乐赋诗饮酒/酒几杯，诗几首。”我将樊译也录于此，不只为两相比较。樊先生谦逊严谨的治学精神带给我的岂止读诗的愉悦！

翻译之外，樊老又把自己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热爱倾注于大型诗话《唐之韵》中。去年，中央4套、10套相继播出了这一大型专题片，好评不断。近来，樊老又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专题片《宋词》、《元曲》的写作上。

张：《唐之韵》是如何诞生的？

樊：《唐之韵》是97年开始写的。当时正迅速走红的专题片导演康健宁，想拍一部介绍唐诗的专题片，叫我试写解说词。我当时对这种文章可以说一窍不通，不知改怎么写。后来康导见我写了几遍也还是不行，就说，我别的什么也不用考虑，就写成两千多字的一篇篇散文，把我对唐诗的真感受写出来就行了。这以后我才算找到了感觉。

张：听说《宋词》的撰稿也全部完成了，电视片也在筹拍中，而您现在也没闲着，正在写《元曲》，大概什么时候能成稿？

樊：《宋词》竣稿好像是2000年吧。后来康导拿到北京去征求意见，决定每集由原来2300字左右扩充为每集三千三百字。这样，02年年初我就在原来的基础上每集再加一千字。现在好像没什么问题，就等康导抽出时间开拍。《元曲》写作也接近尾声了，就看康导什么时候要。

张：看《唐之韵》，发现您有很多观点不同于教科书中的“专家观点”，这些观点视角新、个性鲜明，却又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可以看得出您对中国古代诗词颇有研究，《宋词》和《元曲》里是否延续了您的“一家之言”？

樊：我对唐诗宋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我就是喜欢诗，喜欢读诗、背诗。唐代诗人我喜欢李白、李商隐，宋词人则喜欢苏轼、李清照和辛弃疾。因为是从个人的爱好出发，所以我不大管别人是怎样评价的、时代和权威人士是怎样评价的。反正我能读出味道来，我就背下来，读不出味道来的，就让它一边待着去。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问题。美是事物对理想的唤醒，只有能唤醒审美主体理想的才可能是美的，才算得上是艺术。诗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诗的审美职能。只有能给人提供美感享受的，才谈得上是诗。其次，诗的认识职能也是不可忽视的。对认识唐代的时代精神来说，绝对不容忽视的诗人就是李白。杜甫对唐代来说，是个不合拍的诗人，因此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杜甫要求人无条件地忠君，唐代人则不把忠君看得那么神圣。这一点，以前研究唐诗的都有意回避，所以我特别点破李杜在唐代就齐名的神话。

另外，七十年代为了搞清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一阵子历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自来就是个小农社会，这个小农社会到唐代发展到了顶峰。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小农社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我把这些心得也用在《唐之韵》里了，因而有些论点与教科书里说得不大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蒙古族是个马背上的民族，入主中原以后，起初根本不理会什么孔孟之道，讲究的就是武力统治。以前研究历史的特别强调元统治者的野蛮凶残，其实是偏见，因为野蛮凶残的现象哪个朝代都有，并不都是蒙古族人发明的。元统治者把中国的道统砍断了，使中国由重农抑商进入了一个农商并重的时代，这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我们总是强调元代的“七医八娼九儒十丐”，强调他们的鄙视知识分子。其实元代把知识分子定为老九，只是取消了知识分子做官的特权罢了。知识分子受鄙视，宋代兴起的理学也就跟着受冷遇，这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可惜元朝统治的时间太短，没有使中国社会产生更大的震荡。写《元曲》时，我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构思的。

这三部专题片，新意较少的还是宋词这一部分。这是因为对宋代和宋词的研究，总的路向是准确的，我可以发挥的余地较小。当然，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看法，等拍出来以后观众就会知道。

五    我看到了真正的人

 樊老是位平和儒雅的学者，认识他的这半年里，我们见面不多。樊老讷于言，我是透过他的译作、他的诗文才逐步了解他的。樊老的气质中，樊老的文章中，无不透着淡若游丝的悲和隐隐的孤傲。望着我手中厚厚一叠未曾发表的手稿，我不禁想知道，在一个个怎样的夜晚，樊老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又是为谁而写就的这些文字。

“冬末春初，寒气依然逼人，天外春潮的发动还一点都听不到。但我不感到冷，只感到孤独。”（摘自《走进干校》）

“就连结什么果/也被人随手嫁接/不能自主/野桃树/考虑再三/决定不声不响/结出自己的卑微。”（摘自长诗《石罅珠泉》）

张：有人评价您“学贯中西”，也有人在《唐之韵》取得良好社会效应后说，不要把它抬得太高。

樊：说对《唐之韵》不宜抬得太高，这是非常清醒的评价。这部专题片原为三十集，后来压缩成二十集。在压缩过程中，经过好多人的手，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有的地方甚至闹出了笑话。对唐诗比较熟的人肯定看出毛病来了。只是由于片子的画面拍得非常美，也许没人注意去挑文字上和立论上的欠缺罢了。

“学贯中西”这样的话，平时开玩笑一样说一句，也没什么，但绝不能写进文章里去，因为这跟我实在沾不上。一个二十多岁就被剥夺了学习权利的人，怎么去贯中西呢！搬着工具书能读懂德语书，凑合着也能读懂英语书，搬着《词源》能读懂古文，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底。

张：您在1979年进入宁大执教二外德语，因为学生对德语不感兴趣，只想混，而您又不愿同学生们一起凑合，所以早早就要求退休。可据我所知，您在退休前什么职称和头衔都没有。

樊：八十年代初我申请过讲师职称。但是宁大30多岁的人80年就都评为讲师了，而到83年宁大却还卡着我这个50多岁的右派反革命通不过。由此我知道了，一入另册，终身贱民，这是改变不了的。后来据说是宁大再次研究，算终于通过了，开恩给了我一个讲师。可是我的心凉了，不想再去过问职称的事，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讲师头衔。我认为，都老成这样了，有饭吃不挨整就是最大的幸福。满头油汗跟在当官的后面，求人家给我个教授，不就是每月多拿几百元罢了。“一人口插几张匙”，一个月多挣一千一万，吃进嘴里的照样还是那几匙饭菜。既然如此，我能留下一条活命，没有被整死，已经算得是万幸了，又何必再存什么奢望呢！

张：读您的文章，认识您的为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您很超然，您的这种不在主流文化圈中，也不在体制内的生命状态是您的刻意追求，还是无所求的随遇而安？

樊：我从小就信奉庄子的学说，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我留得一条活命走出干校时，已经快五十了。“五十而知天命”，对人世间的一切，早已参透了。而由二十多岁一下跳到五十，也就没有竞争能力了。可要说装得像“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哪里有大官就靠到哪里去搅和，让长官发现自己，以期什么时候意外地拾到一把金鼻涕，我又做不出来。禅宗人主张用平常心看待一切，我既然被挤出了轨道，也就不得不学这种处世态度了。因此我既没想过要高标傲世，也没有刻意去追求随遇而安。只是想利用有限的残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此而已。我这只被人凿沉的船，现在虽然打捞上来了，在水面上晃荡晃荡的，真像只船的样子，但实际上算不得什么交通工具，顶不上什么正用。我又何必快艇里挤，去挣一步之先呢。“若要足时今足矣，今犹未足足何时”，为了满足一些莫名其妙的渴望而奔走不息、气喘吁吁，那又何必呢！ 

2003年4月28日              

笔记本电脑再次瘫痪，丢失了不少05年以前的文章。今天在网上溜达，偶然发现一篇我在03年做的樊修章的访谈，而且换了别人的名字在天涯上转发。

很久以前我曾在一个名叫胡杨林的文学网站以“西山晴雪”的ID发帖，其中一组访谈涉及的人物有樊修章、石舒清、董小吾、南台等人。后来在林子里玩腻了，就删了文章出来，不料这篇当初以《生命之韵——我眼中的西北学人》为题，访谈樊老的文章流落网际三四载。复制、粘贴，流落的文字总算是回了家。

好久不见樊老，最近可好？还有董老，九十开外的人，只是去年在电话里听了听您的声音。是我不好，没常去看看这些老人家。南台老师如今也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了，他全身而退，不再沾出版工作的边，专心写作。石舒清偶尔见面，各自忙乱，少有机会坐下叙谈，平时多半短信联系。

左搜右刮，终于把许久以前采写的几篇访谈都找了回来，敝帚自珍，一一贴在博客里。

打小就会包书皮。教科书总是不经翻，即使包了厚厚的牛皮纸，不到期末也都卷边掉页黑乎乎没个形状了。因此，十几年学上下来，一本教科书没剩。多半卖了废纸，少量有循环价值的卖给低年级学生，也算物尽其用。留下来的书有两种，一是工具书，二是所谓课外书，言情武打破案算命，量不多，十年再没翻看也舍不得扔。我这样不离不弃，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

张立宪在他《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里说书是最好的家装材料，用四壁的书装点门面，省钱又高雅。父亲往家搬了一辈子书，全当自家是民办图书馆。旧屋却不因此蓬荜生辉，日复一日横生出来无处安置的书常常让屋里杂乱，也让每日整理内务的母亲心烦不已。

可见，张立宪的观点有局限性。屋主是读书人的，屋里必定乱糟糟，床上、地上、餐桌上、马桶盖上，循环往复，收拾不尽。若只是摆着不读的主儿，那屋里才见得整齐划一，清爽高雅。至于那种昏黄灯下，香茗一盏，三两本书，没翻上几页已然自我陶醉的，多半是装式，连装饰都谈不上了。

拿书架当墙书做砖的人多半有些心理障碍，他们对书的占有欲盖过读书的欲望，买书藏书之于他们是种习惯，买的勤，买的多，恨不得把书店的书都搬回家，才觉得赏心悦目。于是，架上总有整排和来时一样簇新的书，买之前可都是生怕慢半拍就被别人拐带了去的，等买回来，就成了娶进门的媳妇，不急着看了。

读书人也不一定就都买书藏书的，钱钟书读书无数，可他家里的书却不多，他要看的书都在图书馆。钱先生无疑是最会利用图书馆的读书人，无数的书在钱家和图书馆间进进出出，留下的只是钱先生辛勤写就的难以计数的读书卡片和各类读书笔记。因此，藏书多不代表文化也会多的往外冒。

无论是否读书，藏书过多都是个麻烦，轻则觉得屋里拥堵，严重的过日子都受影响。哲学大家冯友兰藏书颇丰，老人看着欢喜，女儿宗璞却常常无奈。1986年她写了篇《恨书》，写爱书人为书所累的痛苦，1989年她又写了篇《卖书》，恨书若干年，结果是卖掉。至于卖什么书，也是艰难地选择，《二十四史》是老爷子的最爱，即使眼花看不成，也得留着。商量的结果是卖全套共一千册的线装《全唐文》。书店出价一千元，在1989年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半年的收入。宗璞为价钱的事专门向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打听，馆长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价钱也就这样了。于是，宗璞打电话让书店的人抬走了这套线装《全唐文》。

卖书让宗璞心有不安，及至读到吕叔湘介绍的一篇英国散文《毁书》，精神才为之大振：“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何况初版诗集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不必再版，或许当初连出版的机会都不应得。最近看陆灏的集子《东写西读》，《奇异的阅读》一文里也有不少以毁书为乐的读书人。借宗璞的话说，“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

对一家无用的书还可以捐，只是捐书也是费思量且不一定讨好的事情。父亲退休后，办公室里几面墙书的出路成了问题，家里再容不下它们。想来想去，或捐或卖，西夏学研究的书因此全部捐给了父亲的母校兰州大学。兰大很重视，图书馆用两个书架专门安置这些书，这让老爷子心满意足。之后不久，我家一位勤奋好学的同志考到兰大读博，他原来的专业是西夏学，于是到兰大图书馆里找书看。没想到，一学期下来，那两架书就他一人在借在读。还算幸运，没有书沉大海。

买书、读书，卖书、捐书、毁书，不过一本书的命中注定，惜不惜书的与别人鸟的相干，也就是读书人酸腐难耐，絮叨几句，谁又管得了哪本书给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看一档旅游节目，介绍旧金山“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文化地标——City Lights Bookstore（城市之光书店）——世界上最著名的独立书店，诗人劳伦斯·佛林格堤（Lawrence Ferlinghetti）在1953年以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为名，创立了这家全美首家平装书书店。

“城市之光”里到处写着“Have A Seat & Read A Book”，据说多少年来一直磁石般吸引着拮据的爱书人来这里看书。画面上，书店二楼的窗台边，一位年轻的男人一手捧书，一手抚摸着女人隆起的腹部，他在为她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轻声读书，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这很特别，多数书店里都是安静至极的，人们只默默地读书，给自己。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城市之光”是“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反传统的佛林格堤更涉足出版，不仅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出书，举凡本土、国际的当代文学，或是冷僻、绝版的经典，都是他的出版对象。

1956年，“城市之光”出版了金斯柏格《嚎叫及其他诗》（Howl and Other Poems），佛林格堤旋即被捕，罪名是出版、贩卖猥亵书籍。经过审判，佛林格堤终被无罪开释。这一胜利为美国出版史开创先河，自此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类的书可以在美国自由出版，“城市之光”也成为艺术自由的代名词。

如今的“城市之光”不再锋芒，但依旧热闹，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

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人从实体到概念逐步绝迹。90年代以来，体制外运作的书商团队逐步壮大起来，但能提到桌面上的有思想的独立出版人还是寥寥无几。这无疑和国内出版的双重性质有关，既然出版毫无疑问地是国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特权工作，那么自然人就只有借助国家正规出版单位提供有偿“书号”这一条路，来间接实现自己的出版梦。在这一领域，人大师兄张立宪和他的系列丛书《读库》为中国的良心写作和善良读者提供了能力范围内的与众不同的选择，张立宪的准独立出版事业是未来客观的中国出版史不能轻描淡写的一页。

人民大学一向以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培养中层以上干部闻名，偶尔出落些特立独行的才俊当然让人倍感欣慰。想起十几年前的夏天，和大学里的男友在人大“实事求是”大石头后的花园里读书，读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读一篇，我读一篇，知了们此起彼伏地为我们伴奏……阅读的幸福似乎又回到血液里。

那样的幸福多年不再，也想象不出在充斥教辅垃圾的书店和衙门似的出版社里，能有多少关于阅读的美好记忆。真正的读书人需要文化松绑的角落，可他们没权力在国家的书店里张贴“Have A Seat & Read A Book”的告示。

朋友说昨天见着一个老女人，怎么就变成了那样，老丑的让人不想多看一眼。我说至于嘛。他说绝对至于。又说你呀，也就这两年还能看了，等生完孩子，整个人都得变，那以后也就没法看了。我说真的嘛。他说肯定是。又说到那会儿，女人的腰就没弧度了，什么什么都下垂了……我下意识地摸摸腰间的救生圈，放了心，已然没了弧度，再不济还能有多糟。

中午看电视，许戈辉在采访陈冲。陈冲说，青春的定义就是要挥霍。她在很年轻的时候结婚，在最在乎婚姻的年龄离婚，她的青春是在和异性的纠缠中逝去的。

年轻的女人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呢？设若18岁上大学，没有了父母的管束，从这个年龄起，女孩们多半可以公开谈朋友了。四年里只谈一个，毕业就嫁那人的几率一向不高。有实例为证，当年我们同学间找了对象最终成的，且目前为止还没离的也就一对。这下最少四年的青春都交待给那个大学里的毛头小子了。如果藕断丝连上几年，也能拖个八年抗战什么的，那就亏大发了。一个女人18到25之前最好的时光让那个没钱没前途也没责任心的大男孩耽误了，多半他还不领情，打死也不承认不是经过你的培训，他哪里长得大。

过了25，终于明白那个臭小子不可能给自己幸福，再去寻觅，同龄人已经觉得你大了些，只好找三十开外的。运气好的，那些经过别人培训，多少成熟些，不再动不动毛手毛脚跟你干仗的男人会拿着爹妈攒下的钱买的钻戒来向你求婚。这会儿的女人多半一昏头就嫁了，也只好嫁了。还能怎样呢，等？等到三十？那就坏了。四十开外二进宫的男人的眼光都在下一代身上呢，三十过了的老女人不愿意将就的，一个人过日子还自在些。

基本到了35，即使保养得好，岁月还是会告诉别人，女孩、丫头、姑娘之类的称呼跟你再没啥关系。叫女士、大姐亦或客气地中性地来一声师傅、同志，那于妇女们都是恰当的，没来由生气的。

一个女人从18到35，十几年光阴一晃就过，初恋占去几年，婚姻占去几年，她们的青春很简单地就交待给不同时段出现的几个男人。

这样一算还真是吓了自己一跳，青春到了将尽未尽的时候，挥霍不起，那就板着指头过吧，即使纠缠，也盼那死缠烂打的每一天都透着青春的气息。

在严肃的党校课堂上读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时而笑得筛糠，时而眼鼻俱酸，惹得人人侧目也顾不上了。

黄老先生也是八十来岁的老头了，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这些比他老的老头若活着，都得百多岁。可惜时光如水，老头们带着他们的故事走了一茬又一茬。还好有个不太老的黄永玉，恰好又与比他老的老头们够交情，才不至于让这一串串老人的故事“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痛苦得提不起来”（黄永玉语）。

很庆幸我没错过老头们的故事，尤其在一堂枯燥的理论课上，耳边全是黄老先生声情并茂讲故事的抑扬顿挫，幸福之情难掩。黄老先生是那种越老越可爱的老头儿，胸襟也开阔，苦难在他笔下无遮无掩，颇黑色幽默。幸福也爽爽朗朗地讲给你听，笑过，赚的还是后人的眼泪。

他写钱钟书夫妇的“不近人情”，说是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给钱先生拜年，被钱先生挡在一条门缝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文革时期江青点名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钱先生照例推辞，通知的人以为是健康原因，没料钱先生却直愣愣地说：“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他写李可染的母亲李老奶奶，那是位多么开朗让人舒心的老太太啊。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年的小黄遍寻李可染都没找到，“便掀开西屋李老奶奶的布帘子，猛然见到李老奶奶光着身子坐在大木盆里洗澡，吓得我往外便跑，只听见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说：‘黄先生!来吃奶呀!别跑呀!’”及至后来说起那天的狼狈，“李老奶奶指着可染说：‘他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你害什么臊?’”

又讲李苦禅在一次除夕晚会上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重靠，几圈场子过后亮相，“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啊!啊!常，常，常，常……’齐老头（齐白石）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看到这儿，我自己也早已埋着脑袋在书里，肩膀抖得触电了似的。再抬头，一屋子不可理喻的眼神。真想告诉他们，黄老先生写的那些个老头的故事，苦涩和含笑的眼泪更多过无所顾忌的欢笑呢。

看他写从文表叔的三弟巴鲁表叔一文，黄老先生说他自己是“惟一见过姑公姑婆的孙辈，连他们两位不同时间的丧礼，我也是孙辈惟一的参加者。见到他们躺在堂屋的门板上，我一点也不怕，也不懂得悲伤。因他们是熟人。”忽然就想起我那过世十多年的姥姥，姥姥活了虚八十，比起他的男人我的姥爷多活了二十年，我常想，那边的姥爷比她年轻许多，俩人怎么相处。姥姥去的那天被人抬到临时卸下来的门板上，屋门敞着，邻居从门口过，吓得快跑几步。我那黑了心肝的二舅母带着她那一群没心没肺的儿女心生怯怯地靠墙站着，似乎也怕姥姥忽地起身给他们一人一耳光。我不怕，我摸姥姥冰凉的脸，拉她曾经温软的手，那是我最亲密的人，只是我已大到懂得悲伤。

懂得悲伤到底还算是件好事。黄老先生讲：“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的象一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身上挨抽，心理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数上！’”

这样的贱种在文革之后积极地找人写文章为自己撇清干系，好端端地活着，时间催人老，光阴模糊事实，似乎他们也是那场门票无比昂贵的大戏里天大的受害者。

《比我老的老头》再版了两回，05年的初版没有丁聪的漫画，倒也让人能塌下心来沉浸在文字里。后来的两版增订本，多了丁聪的漫画，更适合收藏。三版加起来印数好像也不过三万多。注定了，这些老头们的故事，会一再被年轻人错过。

周六的下午总是一周里最可放心休息的时段，若去书店坐坐，多半是会有些收获的。

这一回就淘到了董桥的“新”书《今朝风日好》。说是新书，那是之于我。毕竟从听说到拿在手上过了大半年，年初就出的书，放现在没有生命力的已到快过气的时候了。之前在网上看过介绍，也看过港版的介绍，都说好得很，尤其是装帧，有英伦之风，在国内属上乘中的精品。

只在网上看过封面及藏书票的设计，毕竟没放在手上，对仅仅因装帧就去买书的动机还是压制了一下。尽管董桥先生的文字一直很吸引我。

这个周六总算在我生活的小城市里见到这本精致的小书了。握在手里的一刹那，实实在在地信了装帧的力量。这么美好的书，美好的书名，美好的藏书票，美好的插图，美好的作者的美好的文章，我怎忍心错过它呢。

董桥先生的文字还是老样子，透着英国绅士不冷不热的劲儿，精致、儒雅，又有中国旧式文人的清高淡泊。有人说他的文字太腻，有人说他中英混杂的表达方式是对中文写作的亵渎。从读董先生的《这一代的事》到《董桥散文》，是感觉先生的文字读来有些涩。这感觉在读冯象的文章时也有过。可他两人偏偏又都是中西贯通的饱学之士，读着涩的文章往往暗藏巨大的信息量，初始，我就是为着这些别人的文字里看不到的东西逼着自己耐心读下去的。读的多了，渐渐也习惯了大学者们阳春白雪式的文风，进而阅读成为享受，就像喝惯了清茶的人改喝咖啡，起初都是艰难下咽的。不过要真想读懂读透董桥冯象，我们这些学识浅薄的人还差得远，似乎这涩也是有道理的。

《今朝风日好》倒是给我惊喜，董先生访书、买书、藏书的小文章，清新淡雅，读来还算顺畅。先生为得到一本精美珍贵的古书欣喜，那些书后暗藏的厚重文化和历史也让读者充满遐想。那些遍布欧美的古旧书店，承载着世代文化的积淀，也让人心生向往。

也许当我们的新书不再一出版就变垃圾，当我们的旧书不只在地摊上流通，也就没人再有闲心挑剔学者们中文里夹杂的英文了。

公务员轮训终于轮到我了。三周，脱产，计算了下，有效上课时间14天，如果按一天一本的速度看，正好够我把上月从卓越买的读库0601至0802共14册全部看完。再加上课下和周末的时间，捎带着能在7月内把今年上半年买的一大堆书囫囵翻完。这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

时间过去一周，进展不错，有时一天一本半，有时一天一本，有时一天半一本。看书的心情从没被党校老师的谆谆教导打扰，只是不得不腾出宝贵的一上午写作业——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心得体会。

老师说，周五上午必须交作业。我的理解是周五上午八点半和十一点半之间任何时候交都行。因此，决定不占用课下时间，就在当日上午现写现交，反正也不要打印稿。

平时就不注意政治学习，如今一下笔才知自己的政策水平离侃侃而写还真有些距离，个人的真实体会云里雾里，只好实行拿来主义。用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论述当帽子，联系本职工作和区情国情发挥发挥，再来段掷地有声的结尾拔高下全文的立意，做到领导要求的观点明确、有高度。最后把潦草的底稿一笔一划地誊写一遍，几大页纸，再加一封皮，下课前终于搞定。

整整一上午都交代给了心得体会，中午抱着本书直看到下午上课时间，从宿舍挪到教室，课间休息时终于看完，回宿舍换书。在屋里看着看着就不想再去教室了。这个下午是电教课，就是看中央党校老师上课的录像，老师年纪不大，一口陕北话，讲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脑子一忽悠，就脱了鞋盘腿上床看书去了。正起劲，手机短信哐啷啷响起来，没来得及看，有人来砸门了，问谁谁？说是服务员，领导来检查了，让你们快回教室。赶紧穿鞋，边穿边看短信，陌生的手机号，可能是班长或组长的，一句话：速来，人事厅查课。出门还不忘把书顺上，看楼道里仓皇而出若干人等，难道这都是我的同学？

到教室时，人事厅的领导已经暗访完毕走人了。据说是站在教室后面数人头，让把没来的人都通报各单位去臊臊毛呢。班主任明察秋毫，说，据签到簿显示，刚上课时大家基本都来签到了，课间部分人回宿舍休息喝茶上厕所，一时半会儿的没过来，只有个别是干脆就回了家的。为落实下，再点回名，以此为准，真没来的再向单位通报。

座位还是空着不少，可基本每个名字都有人响亮的答到。张梅。到。谁啊？张梅不是个女的吗？周君。到。周君也是女的，谁帮倒忙呢这是。没辙，班上女少男多，逃课的女多男少。

班主任继续训话，一再强调课堂纪律，上纲上线。我眼不离书，忙着看校友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之关于校园、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内心激荡又彷徨。抬眼再看这一屋子年纪不小的人，怎么就没人反抗这陈旧的、无用无趣的、洗脑填鸭式的教育和继续教育呢？

可怜我也只能埋首在书里，无言地呐喊：闪开，你们这些浅薄的卫道士，让我安静地读书！

 又是一年高考结束。酒吧里塞满痴癫疯狂的高三生，想皱皱眉头，居然又露出笑来。那里分明有我自己的影子。十多年前参加高考的景象还在眼前，转眼就云散了，只有李叔同的《送别》每每在夏暑的日子里时时萦绕耳边、清唱唇边。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省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上次的日志在大地震到来的前夜，难得悠闲的一天，没想到第二天世界都震撼了。

5月12日，周一，中午照例在爸妈家吃午饭。吃完饭，妈拦着不让我洗碗，要我们快去休息。小睡到两点二十，下楼开车上班。车还没出胡同口，就看见很多人涌上街头，联通营业厅的营业员指着街上的路灯，不知道说着什么。车在马路边停下来，计划要到路对面的超市里买些东西再去单位。脚下发软地过马路，一阵阵头晕，有些恶心，心里嘀咕着，不是血压又高了吧，买两盒酸奶压压。超市里的小姑娘伸开双臂扶着货架，惊恐地说，怎么东西都往下掉呢。收银员说，地在晃呢。我这才发现是地震了。

赶紧从超市出来，电线杆扯着电线晃着，还没停。赶紧打电话给家里，手机座机都打不进去。银川在地震带上，偶尔会有小震，但路人的表情还是有些慌乱。短暂的混乱后路上很快恢复平静，我想一切都过去了，上班去吧。

到了单位，听说大楼电梯刚才晃悠的厉害，得检修，徒步上楼。在办公室终于打通了妈的手机。妈说我们刚出门几分钟就地震了，四楼震感明显，他们赶紧下楼，妈骑车去学校看孙女小雨，爸骑车去看我奶奶。一切还好，小雨在上学的路上，奶奶还在睡午觉，他们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地震。

收拾心情，赶紧上网，四川汶川发生7.8级大地震的新闻已发布。在QQ上联系外地的朋友，北京的宝宝说他上班的写字楼也晃得厉害，同事们都下楼了。我说你怎么不下去，他说下去也不一定安全，周围全是高楼没空地。

再晚些时候，坏消息接踵而来，随后的十多天里，每天守着电视收音机和网络，关于生活的一切美好的念想和残酷的现实针锋相对地挑战不够坚强的我。眼里总是潮润，心口总是发紧。明天就是六一节，看着小雨和小朋友们玩得开心，觉得自己的生活真是难得的幸福。那么多孩子都不在了，那么多的爸爸妈妈无法从悲痛中解脱。纵然是黑发难留，天堂里稚嫩的身影还是让人唏嘘，他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捐款、交特殊党费，听说血库急需AB型，去鲜血，被告知献血的人太多，血库已满。帮不上忙的感觉最是无助。能做的唯有努力让自己心情平静，坦然地接受现实，做好分内的事，感恩至亲至爱的给予，感念我们已经拥有的，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下午闲着，就一直惦记楼下的台球摊，这么大的风还夹着旁边工地上免费递送的沙土，我不去的话，那摊儿就得一直闲着。怂恿一旁死盯着陆小凤一下午的家伙，就切两把，我请客。还好他心思全在花满楼身上，哪知道外头风多大，满口答应。下了楼，小卖部的老板娘冲我笑笑，和昨天晚上一样，风刮得脏的。没事，昨晚上不也照打，大不了回家洗洗。拿了杆子，看看远处带着旋夹着塑料袋的黄风，毫不犹豫地开球，接招吧。他急着要在发型刮翻前收拾这一桌球，偏我运气好，赢了第一把。不服的再来，看在风大的份上，就这一把了。第二把他险胜，赶紧给了老板一块钱，撤。

有一把五毛钱的台球打，谁说住在城乡结合部不好。

回忆我的台球生涯，无论是斯诺克还是美式花球，都是在街边摊上学会的。最便宜的一块钱三把，最贵的，别人买的单。

第一次学打台球是十几年前在密云水库植树期间。大一军训大二植树，人大在密云水库的边上有个植树基地，每年春天学生们无比幸福地背着铺盖卷轮流来这里挖半个月的树坑。所谓基地实际就一破楼，不但又脏又破，而且地处偏僻，每日跋山涉水挖完树坑回来，有对象的到后山上水库边上找对象，没对象的除了吃饭发呆就是扎堆捣台球。密云老乡真够意思，为丰富广大师生的业余生活，他们搞来俩三条腿的台球案，缺的那条腿用一摞砖头支上，稳稳当当。可无所事事的学生民工太多，台球案供不应求，十多天里轮到我摸杆子的时间总共不超过30分钟。

后来回到伟大首都，惦念着再继续学习深造下，时常寻觅能痛打N把也不过几块钱的地方。还好我神州大地，哪里都能找到便宜的台球打。2005年在西藏期间，晚上百无聊赖地在拉萨八角街上溜达，发现这里隔三差五地小店里都支着台球桌，随便进一家店，看店的竟是个尼姑，她说两块钱三把，也不还价，出家人嘛，我们要照顾她的生意。

就喜欢这样的打法，把自己藏在赤膊挥杆的人堆里，不管是打一记好球，还是打飞一个，都能无所顾忌地挥着杆亮一嗓。不装。

 丁当是个被惯坏了的小伙子，他管所有的花都叫丁香，管所有的小动物都叫咪咪，管所有的美女都叫秋香。

梅朵是个认个死理姑娘，她眼里丁香是香的晕人的细长抱团的花簇，只管小猫叫咪咪，听见别人说什么秋香就想起9527。

春意正浓的西北小城里，丁香花灿烂，中山公园里，一如十年前。

只是梅朵不再是十年前的小姑娘子，她是发福的少妇。她上下班步行绕道公园，不仅是为了香气四溢的丁香。

她的秋香时代过去了，打羽毛球也只为了争取练成球香。

丁当却说，已然这样了。

球香，以前曾是秋香的梅朵。

紫的丁香、白的丁香，浓郁的香气压过满园的苹果花梨花杏花香。

哦，丁香。那是我们曾经张扬但已渐渐远去的青春和纯真。

清明，在周五。连着三天的假期，阳光明媚。

第一回享受清明节的法定假日，还是在清晨就醒来。照常洗漱，可以悠闲些懒散些。音乐频道在重播美轮美奂的《大河之舞》，婉转悦耳的爱尔兰音乐伴着铿锵潇洒的踢踏舞步，百看不厌。

只穿着毛衣外套出门，感觉冷风能渗进骨头里，外面的阳光还是很有欺骗性。四楼的父亲怀抱女儿出门，年轻的爸爸说，宝贝儿，快看，外面春光明媚，春光明媚。他激动地重复，女儿也惊奇地睁大眼睛，从爸爸怀里探出疑惑的眼神看头顶的春光。

停暖四天，气温却从之前的十几度降到几度。前几日还在重庆穿着短袖吃火锅，回来一周，满眼满心的花花草草已被料峭的春寒一扫而光。还好停暖那天去饱餐了一顿涮羊肉，否则身上攒了一冬的火气几天内就得消散。西北的春天总是这么磨蹭，等到南方的新茶都上市了，这里的迎春花才懒懒地开了几枝，柳树的嫩芽也才见些端倪，只有路旁的野草不吝和着泥土清香的春色，破土而出。只是这春草也是零星，不过总让人觉得春发的希望，不在远处，就在眼前。

上周在重庆，专程去位于四川广安的邓小平故居参观。
那天春光明媚，幼儿园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故居里踏青。
比起邓爷爷的故事，小家伙们对这里的花花草草更感兴趣。
看着伟人和孩子们，忽然感觉很温暖。
想象若干年以后的中国，希望还是会更多一些。

这是参观时的发现，以前不知道这段历史。
现在还会常有无知的外地人问我们这些西北人：宁夏是不是在沙漠里，你们出门是不是都骑骆驼？！
看来至少几十年前这样的问题没问题。

一篇小文章《给思想松绑——我看肖扬一笑》让网易费心审读了3天，今天下午打开博客，“惊喜”地发现文章审核通过，正式发布了。

半天没反应过来，说什么好呢?

感谢网管，感谢网易，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好！！！

17号写了篇《给思想松绑——我看肖扬一笑》，可能有些敏感字眼，惹得网易不停审核，至今也未获通过。只好将方圆在中国博客网上同一篇文章链接至此。

http://zxq6386.blogcn.com/diary,14444784.shtml